林同省公安厅副厅长、国会代表黄玉廉也支持这个逻辑。他说，越南多年来一直对毒品犯罪采取严厉处罚，但犯罪形势依然复杂，部分贩毒集团甚至不断扩大规模、改进作案手段。不能简单地把刑罚严厉程度与犯罪减少画等号。刑事政策的最终目标，是让犯罪减少，让社会更加安全，让法律执行更加有效。

这话有水平。刑罚不是目的，治理才是目的。死刑是一种最严厉的威慑，但威慑能不能生效，取决于破案率、执法能力、犯罪预防和社会治理。如果犯罪者认为被抓获的可能性很低，那么即使法律规定死刑，也未必能有效阻止犯罪。与其单纯提高刑罚，不如加强犯罪预防、侦查和对非法所得的追缴。

但注意，这个逻辑不能无限扩大。对底层马仔、被胁迫者、从犯，可以留生路、给出口、换取口供；对主谋、首脑、集团核心、数量特别巨大者，必须保留最高刑罚。否则，“留生路”就会变成“放虎归山”。执法安全要讲，受害者安全更要讲。法律不能只算执法成本，不算社会代价。

四、从44到4：改革可以走，但不能踩底线

越南这次修法，还有一个大背景：国际刑事司法合作。

近年来，死刑问题已经成为部分国家开展引渡和司法协助时的重要障碍。一些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在移交犯罪嫌疑人之前，会要求接收国保证不对其执行死刑。因此，减少死刑适用范围，有利于越南加强跨国追逃和刑事司法合作。这个算盘，越南打得很清楚。从国家利益角度，可以理解。你要抓外逃贪官、毒枭、恐怖分子，引渡谈判桌上，死刑条款往往是一道硬门槛。你想让别国交人，就得给人一个“不杀”的承诺。这是国际司法博弈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