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近年来中美关系的风云变幻，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对华贸易战无疑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博弈。这场博弈不仅牵动了两国经济的命脉，更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关于未来国际秩序走向的深刻思考。然而，在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对华施压措施屡屡受挫、甚至被迫在某些关键领域向中国妥协之后，国际社会普遍预期，其他国家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应会更为审慎。令人意外的是，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却似乎对此视而不见，甫一上任便在对华关系上展现出异常强硬的姿态，甚至不惜触碰中国最为敏感的核心利益议题。这一现象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战略逻辑与历史惯性？又反映出当前国际政治中哪些深层次的矛盾与趋势？

一、特朗普对华贸易战的受挫与美国的战略妥协

要理解日本当前行为的背景，首先需要回顾其重要盟友——美国——在对华博弈中的经历与教训。特朗普执政时期，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并率先挑起了规模空前的贸易摩擦。其初衷是通过高额关税等手段，削弱“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力，扭转美国的贸易逆差，并试图以此遏制中国的产业升级与技术发展。

第一轮关税战启动后，中国迅速采取了一系列精准而有力的反制措施。这些措施并非简单的对等报复，而是一套深思熟虑的“组合拳”：一方面，对来自美国的农产品、能源等商品加征关税，精准打击特朗普的票仓基盘；另一方面，加快对外开放步伐，积极与欧盟、东盟等经济体深化合作，有效分散了市场风险。更重要的是，中国适时亮出了手中的“王牌”——稀土。稀土作为现代高科技产业和尖端军工领域不可或缺的“工业维生素”，其供应链高度依赖中国。当中国暗示可能对稀土出口进行管控时，美国军工复合体和科技巨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图片由AI辅助生成）[page]

此外，中国在应对过程中，也灵活运用了从美国那里学到的策略，包括在一定范围内行使“长臂管辖”以保护自身技术和经济利益。这使得特朗普政府意识到，若一味强硬，美国自身的高科技产业链和国防生产能力将面临“无米下锅”的窘境。一个无法稳定获得关键原材料和部件的美国，其全球领导地位的基石将被动摇。因此，经过多轮较量，特朗普政府不得不面对现实，寻求与中国达成阶段性妥协。其近期韩国之行，以及缺席APEC领导人会议等行为，都被外界解读为美国在权衡利弊后，被迫进行战略收缩与调整的信号。

一个不可一世的超级大国，一位以“交易的艺术”和强势姿态著称的总统，最终在对华博弈中未能占到便宜，反而在某些领域被迫低头——这本应成为一个鲜明的案例，警示那些实力远逊于美国的国家，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轻举妄动可能带来的后果。

二、高市早苗的冒进与中国的强硬反制

然而，国际政治的复杂性在于，并非所有行为体都会从他人的教训中汲取经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迅速在涉华议题上展现出比其前任更为激进的立场，尤其在中国内政问题上发出严重错误言论，公然干涉中国主权。这种行为，无疑是在挑战中国核心利益中最敏感、最不可触碰的部分，突破了中方一再划定的红线。

面对如此挑衅，中方的反应是迅速且坚决的。中国军方及相关官方机构发出了前所未有的严厉警告，明确指出这种行为将被视为“侵略”，并警示“全日本都将成为战场”。这样的表述，其严厉程度甚至超过了中国在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以及对印、对越自卫反击战等历史关键时期发出的声音。这清晰地表明，中国已将日方的此类行径提升至关乎国家生存与发展根本利益的高度，并做好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予以回击的充分准备。中国现在拥有攻击日本本土的能力，也是以往历届中日战争所不具有的，美国和苏联攻入日本本土，让日本对它们就很老实。

相比于美国，中国在处理对日关系时，手中握有更多、更具主动性的牌。这既源于现实的国家实力对比，也根植于特殊的历史与国际法理框架。

三、中国对日战略优势：历史法理、现实手段与潜在联盟

首先，从历史和国际法角度看，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其国际地位和行为边界是由《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等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所确定的。作为二战战胜国之一，中国有权根据这些已确立的国际法秩序，对日本任何可能带有侵略性或试图颠覆战后安排的行为采取包括武力在内的制止措施。这意味着，在法理上，中国应对日本的极端挑衅行为，无需等待联合国新的授权，具备了更强的行动自主性。

因此，日本当前的冒进，在战略上无异于“为中国送枕”。这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名正言顺的机会，去清算历史旧账，并坚决维护当下的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与处理纯内政事务时可能面临的外部环境不同，若中国因日本挑衅而采取强力反制，国际社会的反应可能会复杂得多。历史上曾遭受日本侵略的朝鲜、韩国、俄罗斯以及东南亚各国，很可能借此机会表达对日本的不满，甚至采取相应行动以清算历史旧账。届时，日本极易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在一个大国博弈的框架下“浑水摸鱼”，或许是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机会。（图片由AI辅助生成）[page]

其次，从现实力量对比来看，日本的经济体量和综合国力虽强，但与中国已不在一个量级。一旦爆发严重的经贸乃至更广泛的冲突，日本经济难以承受中国的全面压力。中国可以动用的工具包括但不限于：

1. 经济与贸易牌：中国是日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日本在半导体、汽车等诸多支柱产业上与中国市场深度绑定。中国已具备相当程度的产业替代能力，能够对日本关键产业施加巨大影响。中方发出的国民赴日安全提醒，以及考虑打出的“稀土牌”，都是潜在的经济武器。

2. 资源与市场牌：日本作为资源匮乏的岛国，其经济极度依赖海外市场和资源进口。中国有能力通过影响全球资源供需和市场格局，使日本面临资源和市场“双萎缩”的压力。与中国关系彻底恶化，对日本而言无异于经济自杀。

3. 地缘与法理牌：中国可以顺势提出并强化“冲绳地位未定论”。根据战后安排，日本主权仅限于本土四岛，而冲绳（琉球）在历史上曾是中国藩属国，其归属在国际法早已明确，并非是日本的主权领土。若日本执意将中国内政国际化，中国完全可以将冲绳问题国际化作为反制，这将在法理和舆论上给日本带来极大困扰。

在天时（历史法理）、地利（区域力量对比）、人和（潜在国际同情与联盟）均有利于我的情况下，中国在对日博弈中占据着绝对的战略主动。即便是美国，在面对一个决心已定、且师出有名的中国时，也难以全力介入，其干预成本和风险将极高。

四、历史惯性、民族性格与战略赌博：日本为何“执迷不悟”？

既然风险如此巨大且清晰，为何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政客仍要执意前行？为何这种对华强硬姿态在日本国内还能获得较高的支持率？

解答这个问题，需要将视野放宽，不仅观察日本，也要观察其西方盟友。近年来，无论是欧盟主要国家（如德国、法国）在对俄政策上的转向，或者是欧盟追随美国制裁中国上，还是美国两党在对华战略上展现出的共识，都显示出一种类似的倾向：即便明知存在巨大风险，它们仍然选择走向对抗的边缘。（图片由AI辅助生成）[page]

深入分析，这或许与这些国家某种程度上共享的一种源于海洋文明的战略文化有关。这种文化带有强烈的“开拓-冒险”基因，或者说，具有某种“海盗遗产”的色彩。在面临体系性困境和多条道路看似走不通时，它们更倾向于“赌一把”，通过高风险行为寻求突破。

日本在对华关系上，这种“赌博”心态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正如日本前首相石破茂曾指出的，近代日本的国运崛起，很大程度上始于甲午战争赌赢后的巨额赔款。此后，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一次次通过对中国的军事冒险获取了巨大利益。即便在二战中彻底失败，由于冷战等复杂因素，日本也并未完全承担其侵略行为的所有后果。例如，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出于自身打内战等考虑，不仅拒绝了罗斯福关于中美共同驻军日本的建议，还宽待了大量日本战犯与侨民，甚至利用冈村宁次等旧日军将领和士兵为其内战服务。新中国成立后，出于打破外交孤立和牵制美苏的战略需要，在上世纪70年代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款要求。

这一系列“以德报怨”的行为，虽然在当时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战略考量，但客观上使得日本未能像面对美国（如李梅火攻、原子弹攻击、长期驻军）或苏联（如出兵东北、拘押战犯）那样，从其侵华冒险中尝到足够深刻的苦果。历史的记忆是选择性的，当痛苦的教训不够沉痛时，冒险行为就可能被误读为一种有效的、甚至是可以重复的成功路径。

五、 “大争之世”与“非常状态”：西方集体冒险的深层动因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全球范围内积累的结构性矛盾超过了上世纪“大萧条”时期。然而，与过去不同的是，“核恐怖平衡”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使得大国间通过全面热战来彻底洗牌的成本变得无法承受。这使得危机和矛盾不断郁积，难以通过传统方式释放。

对于具有“海洋游牧民族”冒险基因的西方政治精英而言，这种“闷局”让他们倍感焦虑。在内部压力（经济停滞、社会撕裂、政治极化）和外部挑战（中国崛起、多极化加速）的双重挤压下，他们更倾向于采取非常手段，试图打破僵局，哪怕这意味着要颠覆过去几十年全球化带来的相互依存现状，将世界推向一个“非常状态”。高市早苗、特朗普这类政客的出现和受到追捧，正是这种时代背景下的产物。他们通过展现对外强硬，甚至不惜冒险，来凝聚国内支持、转移内部矛盾，并巩固个人政治地位。

六、中国的应对之道：超越传统思维，掌握战略主动

面对西方这种根植于历史与战略文化的冒险特性，中国的应对之策必须超越过去“和平与发展”的线性思维。善意与忍让未必能换来感激与尊重，有时反而会被误判为软弱。近年来，中国试图拉拢欧洲、日本等力量以平衡美国压力的努力，效果时常不尽如人意，这本身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和外交理念面临的挑战日益严峻。回顾中国近年的发展路径，可以发现，我们之所以能在次贷危机、全球疫情等冲击中稳步前行，并保持“风景这边独好”，很大程度上并非完全依赖于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持续的斗争和博弈，在国际上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和叙事权，能够越来越有力地按照自身意志和维护核心利益的方式行事。

这启示我们，在“大争之世”，要实现持续发展和国家“长个”的目标，必须更加主动地去争取国际事务的话事权和主导权。这意味着：

1.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与美国及其仆从国的博弈中，必须展现出坚定的意志和足够的能力，使其不敢轻易冒险。只有让冒险者付出足够代价，才能有效遏制其赌博冲动。

2. 化危为机，创新模式：通过与西方的斗争赢得主动权，我们反而能够突破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天花板，例如，通过强化举国体制和公有制优势，更好地推动产业升级和内需增长，减少对外部不确定性的依赖。

3. 保持定力，聚焦发展：最终，综合国力的提升仍是应对一切挑战的根基。但在非常时期，发展已不能遵循旧有路径，必须与维护国家安全和战略主动权紧密结合。

审视当今世界，那些不断以自身行为从反面教育我们、促使我们保持清醒、加速自强的势力，在客观上成为了我们前进路上的“反面教员”。对于他们带来的挑战与警示，我们或许真的应该“感谢”，并为他们准备一枚沉甸甸的“勋章”——这枚勋章，将由中国在应对挑战中不断增长的智慧、力量和最终赢得的胜利所铸就。

（图片由AI辅助生成）

为何美国与特朗普受挫后，日本及高市早苗仍执意对华强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