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大争之世”与“非常状态”：西方集体冒险的深层动因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全球范围内积累的结构性矛盾超过了上世纪“大萧条”时期。然而，与过去不同的是，“核恐怖平衡”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使得大国间通过全面热战来彻底洗牌的成本变得无法承受。这使得危机和矛盾不断郁积，难以通过传统方式释放。

对于具有“海洋游牧民族”冒险基因的西方政治精英而言，这种“闷局”让他们倍感焦虑。在内部压力（经济停滞、社会撕裂、政治极化）和外部挑战（中国崛起、多极化加速）的双重挤压下，他们更倾向于采取非常手段，试图打破僵局，哪怕这意味着要颠覆过去几十年全球化带来的相互依存现状，将世界推向一个“非常状态”。高市早苗、特朗普这类政客的出现和受到追捧，正是这种时代背景下的产物。他们通过展现对外强硬，甚至不惜冒险，来凝聚国内支持、转移内部矛盾，并巩固个人政治地位。

六、 中国的应对之道：超越传统思维，掌握战略主动

面对西方这种根植于历史与战略文化的冒险特性，中国的应对之策必须超越过去“和平与发展”的线性思维。善意与忍让未必能换来感激与尊重，有时反而会被误判为软弱。近年来，中国试图拉拢欧洲、日本等力量以平衡美国压力的努力，效果时常不尽如人意，这本身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