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一时期，“联盟国际主义”（Coalitional Internationalism）也得到了发展。这种更为灵活的国际合作模式允许国家集团在基于条约的多边机构框架之外，协调行动以推进各自的个人和集体利益。1975年，由市场经济民主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G7）成立，这是首个“G集团”，它为意识形态相近、经济上相容的国家提供了一个平台，使其政治领导人能够进行会晤。在二十四年后的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成立的二十国集团（G20）将全球20个最大经济体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汇聚一堂。2009年，G20也开始纳入政治领导人的会晤。

一些联盟甚至具有更强的临时性。实际上，小布什政府曾为其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获得军事或政治支持的“意愿联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欢呼，以及美国随后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美国一直是这类临时性集团的有效召集者。与正式的多边机构相比，非正式的多边安排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和对结果的控制”。

结构性国际主义的最大优势在于其规范性力量。国际组织不仅体现了共同的价值观，而且还负责将其传播给新的领导人。然而，这种结构化的安排也带来了其自身的弱点，因为只有当成员国愿意接受时，这些机构才能发挥其效力。强大的成员国在机构成立之初就已经决定了它们愿意容忍的新机构的职权范围。这些基于条约的国际机构开始显露出脆弱性。它们很少重新审视或调整其创始时的框架，以适应全球不断演变的权力结构。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为例，它继续赋予五个国家——这些国家代表了超过四分之三个世纪前的二战胜利国——否决权。在1946年，这五个国家确实处于国际地缘政治力量的核心位置。然而，随着新的全球和地区强国如日本、德国、印度和巴西的崛起，这些国家的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但安理会的构成却似乎被固定在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