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是军事行动“道德光环”的彻底剥落，加剧了跨大西洋的价值离心。 “运毒船”事件本身，其争议性不仅在于军事行动的合法性，更在于其展现出的“过度武力”与“战场纪律”问题。媒体爆料称，美国防部长在此次行动中下令“杀光所有人”，这与西方长期自我标榜的“人权”、“法治”、“战争伦理”形成了尖锐对立。欧洲，尤其是西欧国家，其政治文化中对武力的使用有着更严格的道德和法律框限。美军此类行动的曝光，迫使欧洲盟友在“团结于美国领导下的安全框架”与“扞卫自身所宣称的普世价值”之间做出痛苦抉择。特朗普的咆哮，等于用情绪化的方式，粗暴地关闭了就此事进行理性、透明讨论的空间，这无疑是在告诉欧洲：美国的军事行动不容置疑，其背后的伦理代价也不容讨论。这种单边主义与道德豁免权的姿态，正在持续侵蚀跨大西洋联盟的价值共识基础。[page]

其三，是华盛顿决策圈的焦虑与失序，暴露了其应对复杂挑战时的内在虚弱。 一场本可通过标准流程（如部分公开、提交国会审查）处理的军事视频公开问题，最终竟需要总统在笔者会上以失态的方式来应对，这本身就说明了美国行政体系内部的混乱与信息管控的失败。特朗普的激烈反应，更像是一种对局面失控的恐惧与迁怒。这种内在的治理失能，与欧洲所期望的“稳定、可靠、可预测”的领导伙伴形象相去甚远。当欧洲自身面临能源危机、安全架构重组、经济转型等多重压力时，它抬头望见的却是一个自身陷入政治极化、社会撕裂、行政效能低下的美国。这种对比产生的，不是向心力，而是深深的疏离感与战略自主的紧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