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中国的学术研究，正在扎扎实实落地 “两个结合”，尤其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二个结合”。现在研究左宗棠与边疆治理，不是钻故纸堆搞纯历史考据，而是从中国自身的传统智慧里，去挖掘出对当代边疆治理、民族融合的现实方案。这和过去几十年 “言必称西方”、跟着别人的理论框架做注解的路子，已经彻底分道扬镳。学术不再是以虚务虚，而是由实到实。

第二，学术研究正在真正扎根中国大地，服务 “两个大局”。过去很多研究是为了发论文、评职称，经常围着西方的研究方向和议题转，还美其名曰与国际接轨。现在不一样了，大家研究的是中国自己的真问题，是围绕边疆稳定、区域发展、民族共荣的实际需求展开，“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正逐渐成为越来越多学者的学术自觉。

第三，我们正在逐渐形成属于自己的民族理论话语体系。一天会听下来，二十多位专家谈的核心都是 “民族之融”，是多元一体的发展逻辑，几乎没人再沿着西方 “民族之分” 的话语体系打转。不可否认，我们的理论体系还在完善，还没有西方那套话术包装得精致完备，但二者有本质区别：西方的民族理论，输出到哪里，就把分裂、对立、战乱带到哪里；而中国的民族理论，不仅解决了自身多民族共同发展的问题，更为全球多民族国家提供了一条截然不同的治理路径。当西方还在用“民族之分”的理论制造分裂时，中国已经用“民族之融”的实践给出了另一条路。很显然，这是中国在治理理念方面的代际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