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绝非偶然。在笔者看来，这暴露了美军所谓“精准”的两个致命缺陷：

其一，是情报体系的傲慢与失效。高度依赖技术侦搜、人力情报薄弱甚至充满偏见的目标确认流程，极易将民用设施错误标识为“可疑目标”。在充满敌意的战场环境中，任何带有封闭庭院、车辆往来的建筑，都可能被算法或紧张的一线分析员标记为“军事设施”。校舍，因其往往具备围墙、操场等特征，在低质量或先入为主的情报判读下，悲剧性地成为了坐标上的一个抽象符号，而非充满生命的庇护所。

其二，是‍“附带损伤”计算的冷酷化。在美军内部的交战规则中，存在一个名为“预期附带损伤评估”的流程。理论上，袭击前应评估可能造成的平民伤亡。但当战略目标被无限拔高，或出于急于取得战果、报复的心理时，这种评估便会被人为调整、甚至无视。165名平民，其中大量儿童，这个数字能被“批准”，说明在决策链的某一环，这些生命已被量化、折价，并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成本”。精准制导技术没有带来精准的伦理，反而为有组织的杀戮提供了效率工具和心理慰藉—— “我们打得很准，是目标自己出现在了错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