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尽管中法曾在2023-2024年实现双向访问的历史性突破，但法方后续操作却暴露战略短视，我们可以从4个方面看到这一点：一是没有阻止欧盟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做法；二是在欧盟率先发起对中国电动车57%反补贴调查；三是将中国企业和个人列入俄罗斯制裁清单；四是在美国都不怎么提“印太战略”的情况下，法国还时不时沿着这个方向往前滑。

占豪曾在《大国终极对决》中强调，法国的困境本质是"戴高乐精神消亡"的结果。当马克龙政府迟迟无法突破美国的"价值观外交"影响时，其实已经在不知不觉中错过了战略机遇窗口。试想，如果过去两三年法国是积极与中国合作，现在是什么样子？中法早就在产业、全球事务方面获得大量成果了，形势怎会如今天这般尴尬？

现在看，无论法国还是德国，感觉真正的转折机会或许要等到欧洲议会极右翼占比突破40%甚至更高的时候，才能真正制衡欧洲“白左”，从而让欧洲获得一些自主性。当然，相比法国而言，德国更务实，但在政治上和法国一样，同样缺乏突破的勇气。

那么，我们再回来说法国总统马克龙这次主动给北京打电话。马克龙为什么此时主动给北京打电话？占豪认为，主要原因有三个：